序言
由美國聖經公會和聖經文獻學術會（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聯合出版這本有關尤金．奈達（Eugene A. Nida）的書，實在是再適合不過的配搭。奈達在美國聖經公會的翻譯事工上領導了一場革新，而這場革新在推動美國聖經公會在完成自己的目標和使命上，遠超過上個世紀的任何發展。由於奈達的努力，數百種語言中的千百萬人從此有機會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接觸《聖經》。
此外，美國聖經公會決定，把機構內部新成立的學術研究單位命名為「尤金．奈達聖經學術研究所」（Nida Institute for Biblical Scholarship），以表揚奈達在翻譯研究領域所做的拓荒工作。這份殊榮，奈達博士同樣當之無愧。
這本書的對象至少有兩類讀者。第一類讀者包括聖經翻譯員、宣教學家、教會歷史學家、一些聖經學者以及對《聖經》感興趣的普羅大眾。奈達怎樣影響了他們捧讀的《聖經》，而他的工作又怎樣影響了教會未來的方向，以及普世基督信仰發展的進程，這些都是非常引人入勝的故事。有那麼一天，當二十世紀的教會歷史寫成之際，奈達的名字和聖經公會的作為將會是其中濃墨重彩的一頁。
第二類讀者是來自翻譯研究、跨文化和文化研究、語言學、傳意學等不同研究領域的學者和學生。在奈達之前，世界各地也有不少優秀的翻譯家，亦有幾位學者開始以語言學為工具來描述翻譯的一些特徵，但是沒有一位學者真正提出一套有系統的翻譯方法。奈達的翻譯理論建基在好幾門學科之上，但卻不失其實用性，並且可以應付翻譯工作中遇到的問題。時至今日，許多學者的研究方向已經跟奈達當初有了很大的分別，然而，奈達的方法卻為今天從事翻譯研究的學者開闢了道路，打開了通往更多研究領域的大門。
要同時為兩類讀者寫作，有時候好像難以兼顧。不過，我最終發現，一方面，翻譯學者如果不了解奈達對《聖經》的委身，不了解他大學時代的研究如何啟發他構思後來的整個理論，又或不了解他先前的實際經驗怎樣影響了日後的著作，他們也就不可能正確理解奈達的工作，中肯地評價他的功績；另一方面，聖經翻譯人員亦必須了解，翻譯研究領域出現了許多新方向，許多都與未來《聖經》翻譯的發展有關。在內容的安排上，有些部分可能會比較吸引其中一類讀者；不過，我相信兩類讀者都能在全書中找到他們感興趣的內容。
在這裏，我還要申明，這本書不是一般的傳記，要把奈達的生活鉅細無遺地記錄下來。儘管書中也提到一些生活細節，但都是跟本書主題相關的。我希望奈達會親自在他的回憶錄中詳述他的故事；事實上，奈達屬於那種卓越不凡的人，也就是我們大多數人很少遇到、或從來也不曾遇到的那類人，如果有一本書能詳細講述他的故事，相信一定會值得一讀。這本書只講述奈達怎樣跟他在美國聖經公會和聯合聖經公會的同事合作，一起領導了這場翻譯革新；同時也試圖評估這場革新所依據的理論和方法，分析它對普世教會的影響。
在整個寫作過程中，尤金．奈達聖經學術研究所的伯克（David Burke）和霍奇森（Robert Hodgson）鼎力相助，給我莫大的鼓勵，他們和研究所的其他三位成員對我的初稿提出了非常有用的意見，這三位成員分別是克羅克特（Joseph Crockett）、科爾達托女士（Mary Cordato）和桑德斯女士（Dorette Saunders）。此外，德普圖拉女士（Maria Deptula）和薩皮伊女士（Jacquelyn Sapiie）曾經幫助我在美國聖經公會的檔案室和圖書館裏搜集資料；芒森女士（Karen Munson）則幫助我把許多資料歸類，從中篩選出有用的資料；還有塞爾茨（Andrew Seltz），他陪著我四處奔波，把多次訪談攝錄下來。在此一併向他們致謝。
感謝奈達以前的許多同事，他們為本書提供了大量的背景資料。弗賴伊（Euan Fry）、阿理奇亞（Danny Arichea）、芒登克（Norm Mundhenk）、紐曼（Barclay Newman）、布拉徹（Robert Bratcher）、皮科克（Heber Peacock）、泰伯（Charles Taber），他們都接受過我的訪問；約翰尼斯．勞（Johannes Louw）、洛溫（Jacob Loewen）和雷伯恩（William Reyburn）則通過電子郵件或錄音帶，回答了我的許多問題；霍姆格倫（Laton Holmgren）雖然身體抱恙，卻仍然樂意跟我分享他知道的事，我們曾經通過四次長長的電話；桑切斯（Edesio Sanchez）為我介紹奈達曾經參與或策劃的西班牙文《聖經》翻譯計劃。在此向他們致衷心的謝意。
我有好幾個疑問，承蒙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的阿普爾蓋特（Nicky Applegate）給予圓滿的答覆，並替我搜集所需的資料，實在感謝他的幫忙。
還有幾位學者接受過我的訪問。懷特曼（Darrell Whiteman）和桑內（Lamin Sanneh）詳細分析了奈達對普世教會的貢獻，又與我分享一些有用的資料，幫助我對奈達的貢獻作評價；詹姆斯．桑德斯（James Sanders）給我講述了「希伯來文《舊約聖經》文本企劃」（Hebrew Old Testament Text Project）的來龍去脈；梅茨格（Bruce Metzger）則為我回顧了《希臘文新約聖經》（Greek New Testament）的編纂過程。在此也一併說聲感謝。
多謝阿博特（Walter Abbott）從他的親身經歷，為我回顧了美國聖經公會與羅馬天主教會的合作關係。此外，我還從美國聖經公會的圖書館和檔案室中找到大量有關的資料。
多謝世界少數民族語文研究院（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International，簡稱SIL）的博斯韋爾（Freddy Boswell）和考恩（George Cowan）幫我核實了世界少數民族語文研究院早期的一些歷史資料；多謝迪爾（Don Deer）替我搜集了浸信會在剛果的事工的資料。
貝克女士（Mona Baker）和西斯莉女士（Joy Sisley）向我介紹了一些當前翻譯研究的著述，西斯莉還指教我如何探討這些問題，衷心感謝她們不吝賜教。如果我有甚麼地方理解錯了，自當一力承擔。
最後，我要感謝內子韋達．威爾遜（Veda Wilson）的支持，特別感謝她閱讀每一章的草稿，給了我非常寶貴的意見。
菲利普．斯泰恩（Philip C. St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