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黄锡木博士 2019.08.18
「亚伯拉罕信仰」（Abrahamic faiths）所包含的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的一大特色，就是各以自己的圣书为信仰的核心和依据，也因此有「书的宗教」的称誉。
在这三大宗教中，犹太教的译经历史最悠久，从公元前三世纪面世的希腊文《七十士译本》算起，至少有2,300多年。如果包括亚兰语《他尔根》的口译历史，那至少要再早三、四百年。但有翻译《犹太教圣经》注1的语言只有七种，分别是：亚兰语、希腊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德语、依地语（Yiddish）、英语，是三大宗教中最少的。注2
传统伊斯兰教的译经立场，从中世纪穆斯林学者苏尤蒂（Jalal al-Din al-Suyuti, 1445–1505）的言论可见一斑：「无论读者是否精通阿拉伯语，是在礼拜期间还是其他时段，使用阿拉伯语以外的语言诵读《古兰经》是万万不可的，以免它的不可模仿性受到破坏。」然而，有翻译《古兰经》的语言远比翻译《犹太教圣经》的多，到2010年止，有翻译《古兰经》的语言至少有112种注3。
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犹太教译经的出发点主要是服事犹太民族，但《古兰经》译本则要兼顾皈依伊斯兰教人士的需要。然而，两大宗教对翻译圣典的观念十分相近：两个宗教在崇拜场合都不使用译本，译本只供私人或学校使用；所谓「认可译本」，实质上是供学校（换言之，非成年人）使用的。译本是原文的附属本，译本的功能只有一个，就是引导读者回到原文底本去。这种情况在《古兰经》的出版中最为明显，认可的《古兰经》译本必须备有阿拉伯原文文本（包括逐字对照）方能出版。然而，若论对译经的热诚和翻译活动的频密，没有宗教能及得上基督宗教了。
根据《联合圣经公会全球圣经增长——2017年年报》（UBS Global Scripture Access Report—2017 Annual Progress)，目前全球有7,097种语言（包括手语），其中只有674种语言有全本圣经，1,500多种语言有《新约》，另有1,200多种语言有《圣经》的部分书卷。在拥有全部新、旧约《圣经》的674种语言中，拥有最多译本的语言当然是英文，约150种译本；其次是西班牙语，约53种译本；中文译本的数目也绝对不少，位列第三，约有45种（如果包括部分书卷出版的，则共有80多种）。中文译本数目之多，相信会令一般人感到惊讶，这是上帝赐给华文社会很宝贵的属灵遗产——但那只是中文（包括文言和白话）而已；其实，中华地区（包括中国内地和台湾）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地区。
中国有56个民族似乎已经是人所共知的资讯，但其实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1965–1982）才定断的。然而，民族数目不等于语言数目，究竟中国境内有多少个语种呢？这个问题要到很近期才确定。2007年出版的《中国的语言》注4可说是总结了中国学术界多年来在这方面的统计和研究成果，书中指出中国有129种语言注5；后来委员会加增了5种语言，共134种。然而西方语言统计权威，由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出版的Ethnologue（2019）注6却指出，中国境内有302个语种。两者的差异甚大，主要原因是对语言的划分不同，特别是对少数民族语言和南方方言的划分。中、西方学者对中国语言的实际情况存在重大争议，主要是对于「中国语言的特性和共性」有不同观点，正如学者库帕斯卡说：「可能大多数西方学者重点强调语言的多样性，而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立场是，汉族人所说的语言在本质上是同一种类的语言」注7。
中文「方言」一词意即「地方语言」，相当于英文术语topolect而非dialect，后者往往隐含指语言的相互可理解性，而前者强调的是一个地区使用的语言。传统看法认为中国东南方的方言是汉语的分支，但大多数西方学者认为这些所谓的「中文方言」呈现了独特的语言特徵和活动。事实上，东南方的方言之间在交际功能上的距离，比欧洲很多语言的差别大得多。因此，即使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看，这些方言都来自古汉语，但时至今天，这些语言已经发展出各自独特的语言特色，因此必须赋予独特的语言地位。传统上，学者把中国分言分为七大类，除北方话（或官话）外，还有吴、湘、赣、客、粤、闽等东南方方言。然而不同学者（历史语言学家）对「中文方言」的分类各有不同，有多达18种的，并且明显倾向于描述性而非归纳性的分类。
中华地区圣经翻译工作的分类，可按语种来划分，包括中文、中文方言和少数族群语言。从翻译圣经的历史来看，正教的译经活动是最早期的，可以追溯至八世纪或更早期（见「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而天主教则可以追溯至十三世纪由孟高维诺（John of Montecorvino, 1247–1328）翻译的「靼靼语」（即蒙古语）圣经，按今天的语言分类，那还属于中国少数族群语言。可是，那些译本都没有流传下来。从现存的译本资料来看，中华地区译经工作的最早译本是1661年的台湾平埔语（见下面讨论）。
本文介绍的中华圣经译本（由1661年到1960年）数码化工程，包括了联合圣经公会数码圣经库注8的两个项目，即「古中文圣经数码化」项目和「中国方言和少数族群圣经数码化」项目。两个项目要把1960年以前中华地区（包括中国内地和台湾）出版的圣经译本（无论是中文、方言或少数族群语言）全文数码化，供公众使用，涉及55个语种，110多个译本。联合圣经公会大概于本世纪一零年代初，鼓励各地圣经公会把藏有的珍本圣经数码化，对于一个像中国这样多民族和多语言的国家，这两个项目可算是最大型而有系统的圣经译本数码化工程。
「中国方言和少数族群圣经数位化」项目
这个项目要把1960年代以前面世（近乎）完整的方言圣经和少数族群圣经全文数位化，包括的译本有63个，涉及54种语言（包括台湾原着民语言）。计划于2018年展开，预计2022年完成。影像本主要扫描自英国圣经公会圣经档案馆（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和内地主要图书馆（如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的珍藏。
项目包括的内地少数族群语言有：
蒙古（1827／1840）、满文（1869）、大花苗（1878）、布依（1904）、花苗（1908）、干彝（1910）、土耳其斯坦（1917）、傣仂（1921）、川黔滇苗（1922）、白苗（1922）、傣雅（1922）、掸（1931）、纳西（1932）、黑苗（1934）、西傈僳族（1938）、佤文（1938）、载佤（1938）、卡多（1939）、西藏（1948）、黑彝（1948）、拉祜族（1949）、东傈僳族（1951）。
台湾原着民语言有：平埔（新港；1661）、布农（1951–1959）、赛德克（1956–1960）、太鲁阁（1956–1960）、阿美（1958）和排湾（1959）。
【图：伯格理文字的圣经】
这些语言所使用的文字有民族文字（如苗族、彝族、东傈僳族等使用的伯格理文字注9）、拉丁字母和注音拼写（早期的bopomofo）。这部分所包括的最古老译本，也是所处理的数码译本中最古老的，就是由荷兰传教士倪但理牧师（Daniel Gravius, 1616–1681）于1661年翻译的台湾平埔族西拉雅语（Siraya of Sinkang, Pingpu tribe），亦称「新港文字」。倪但理在台湾南部（当时称为「荷兰福尔摩沙」Dutch Formosa）居住短短四年（1647–1651）便学会了当地文字，更可能在期间尝试翻译圣经，但他的荷兰语和西拉雅语双语《马太福音》则是在他回荷兰后出版的。注10
【图：西拉雅语马太福音——书名页、西拉雅语马太福音——内文首页】
这个项目包括的方言圣经则有：
上海（1853）、南京官话（1857）、金华（1866）、宁波（1868）、杭州（1877／1879）、福州（1891）、海南（1891）、苏州（1892）、建宁（1896）、厦门（1898）、建阳（1898）、温州（1902）、三江（1904／1904）、汕头（1905）、邵武（1905）、福州（1906）、宁波（1906）、广东（1907）、上海（1908）、兴化（莆汕，1912）、台州（1914）、天津（1917）、五经富（1918）、胶东（1918）、汀州（1919）、胶东（1920）、汉口（1921）、汕头（1922）、客家（1923/1924）、直隶（1925）和广东（1934）。
【图：方言圣经】
这些语言所使用的文字以汉字为主，也有用拉丁字母和不同版本的注音拼写（例如王照官话注音字母）。最早的方言圣经是由麦都思翻译的上海话汉字《约翰福音》（1847）。方言圣经的翻译历史见证了早期传教士活动的逐渐扩大。1807年第一位基督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牧师）入华打后五十年，清政府采用「闭关锁国」政策，对传教士的活动诸多限制，所以传教士只能逗留在澳门和广州十三行。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1842）让英国人可以携眷居住在其他地方，包括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于是这些地方也成了很多方言圣经的发源地。
在中华圣经翻译史中，方言圣经是最被忽略的一类。即便有洋洋几十万字的译本作为文字出版证据，不少语言学家依然认为这些语言没有文字记录注11。这类别的译经工作有一个特色，就是女性译者的参与，包括三江话、建宁话、汀州话、海南话和广州话。在当时男性主导的传教士环境下，即使有能力的女性也未必有机会能参与中文的译经工作，但她们在这些方言区的辛劳使她们成为天国福音的重要使者。方言圣经可说是（南方）「老百姓圣经」，当时国内文盲率高，在文言或官话不太通行的东南地区，方言译本是老百姓赖依阅读上帝话语的母语文本。据蔡锦图博士书中的记录注12，国内出版的最后一部方言圣经是1935年的广州话圣经，之后的方言圣经出版工作就落在香港、台湾的圣经公会身上了。随着1956年国家推行普通话教育，加上《国语和合本》（1919）广泛使用，方言圣经逐渐被遗忘。不过，即使方言的使用曾经被中央政府视为经济发展的阻碍，十多年来经济改革开放（1978开始）在沿海方言区所取得的成果证明了，语言多元不一定会构成地区（及至国家）经济发展的难阻注13。2000年10月3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既重申普通话为国家通用语言，又首次确认方言的使用和出版的可能性。
「古中文圣经数位化」项目
这个项目是要把1960年代以前面世（近乎）完整的中文圣经或新约圣经，包括俄罗斯正教、罗马天主教和基督新教译本，全文数位化，涉及的译本有42个，字数近三千万字。计划于2014年展开，历时五年（2014–2019），分三个阶段完成。项目由联合圣经公会数位圣经库开展，第三阶段还得到香港圣经公会的支持。译本影像本主要由台湾信望爱信仰与圣经资源中文慷慨提供，也有来自英国圣经公会圣经档案馆（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和其他图书馆的。这个项目包括的译本，按出版年份排列如下（除特别标明外，列出的译本均来自基督新教）：
白日升－徐约翰文理新约圣经（马太－希伯来书一章）（1707，天主教）
贺清泰北京白话《古新圣经》附注释（1813，天主教）
马殊曼－拉撒文理《新旧约全书》（1822）
马礼逊－米怜文理《神天圣书》（1823）
四人小组文理《新遗诏圣书》（1837）
四人小组文理《旧遗诏圣书》（1838）
郭实腊文理《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1839）
太平天国文理译本（1853）
高德－罗尔梯文理《新约圣书》（1853/1873）
郭实腊文理《救世主耶稣旧遗诏书》（1855）
裨治文－克陛存文理《新约全书》（1859）
裨治文－克陛存文理《旧约全书》（1863）
正教文理《新遗诏圣经》和《圣咏经》（1864，俄罗斯正教）
胡德迈文理《新约传彚綂》（1867）
粦为仁文理《新约圣书》（1870）
《北京官话译本》（1872/1874）
王多默官话四福音（《圣史》）和《宗徒行实》（1875–1883，天主教）
杨格非浅文理《新约全书》（1886）
杨格非浅文理《旧约诗篇》（1886）
李问渔文理《宗徒大事录》（1887，天主教）
北京官话新约全书－汉字翻罗马字（1888）
包尔腾－柏汉理浅文理《新约圣经》（1889）
许彬文理《四史全编》附释义（1889，天主教）
杨格非官话《新约全书》（1892）
湛约翰－韶玛亭文理《新约全书》（1897）
施约瑟浅文理《新旧约圣经》（1902）
杨格非官话《旧约诗篇》（1907）
李问渔文理《新经译义》（1907，天主教）
正教文理《希腊原文新约圣经》和《官话圣咏经》（1910，俄罗斯正教）
浅文理和合《新约全书》（1912）
文理和合译本《新旧约全书》 （1919）
《官话和合译本》（1919）
萧静山《新经全书》附注释（1922）
文理《委办译本》（1927）
何雷思文理《圣保禄书翰并数位宗徒涵牍》（1927，天主教）
朱宝惠、赛兆祥官话新约全书（1929）
王元德官话《新式标点新约全书》（1933）
《次经全书》（1933）
朱宝惠《重译新约全书》附注释（1936）
马相伯文理《救世福音》（1937，天主教）
陆亨理－郑寿麟《国语新旧库译本－新约全书》（1941）
德如瑟文理《四史圣经译注》（1946，天主教）
吴经熊文理《圣咏译义初稿》（1946，天主教）
李山甫等《新经全书》附注释（1949，天主教）
吴经熊文理《圣经全集》（1949，天主教）
徐汇总修院文理《新译福音初稿》（1953，天主教）
萧铁笛官话《新译新约全书》（1959）
【图：古中文圣经】
【图：白日升－徐约翰新约译本（1707）三份早期抄本】
项目原来只计划收纳34个译本，现扩充到42个，主要是为了尽量收录1960年代以前的所有天主教译本（共13种，大多数只有福音书部分）。最值得一题的是两部近年才发现、未经出版（译文亦从未发表过）的天主教译本，分别是王多默（也称王思默）和许彬的译作，两位均为当时徐家汇耶稣会教士图书馆（现为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工作的本地司铎，后者更可能是当时的图书馆主管。
【图：王多默译《圣若望圣史》（1875）】
【图：许彬译《四史全编卷之四》（1884）】注14
除了一般的数码化工作外，这个项目还特别为所包括的中文（不包括方言）译本编制了「主要圣经专门用词译词库」（Major Biblical Terms Database）。「主要圣经专门用词」有6,803条，涵盖八个语意类别：名字（即专有名词，例如：亚当、耶稣）、物件（例如：圣殿、基路伯）、植物（例如：没药、橄榄）、动物（例如：蝗虫、龙）、生物（例如：上帝、先知）、属性（例如：罪恶、义）、习俗／仪式（例如：洗礼、逾越节）、其他（例如：赎罪、幔帐）。为了确保选用的译词准确和一致，联合圣经公会属下的所有翻译计划必须完成检查「主要圣经专门用词」才能出版。「主要圣经专门用词译词库」的目的，只是为了收录各部中文圣经对6,803条「主要圣经专门用词」的中文译词，而非企图要改动或修订这些古中文圣经文本。编制过程中虽然有电脑软件帮助，但整个部分所花费的时间确实不少。在现有圣经译本的语言中，没有一个语言（包括英文或西班牙文）能如此大规模地为每个译本编制出这样的译词库。「主要圣经专门用词译词库」的作用有几方面：（1）让用者可以迅速地检视250年（1707–1957）来中文圣经译本对某个字词的翻译；（2）可以展示某些宗派、教派、差会主办的译本之间的影响；（3）帮助往后的中文圣经翻译（包括修订）工作。由于这些译本所依据的原文版本有别于今天所用的版本（几乎所有天主教译本都以拉丁语圣经为依据），研究员无法精确地核对每个译本的源语版本，但在收录过程中亦尽量兼顾文本方面的变数并加上附注。因此，虽然所收录的译词不能全用作评核译本翻译的对错，但对于以上提及「主要圣经专门用词译词库」的作用，依然是可取的。
中华地区涉及的语种繁多，要把这些译本全文数码总是充满挑战的。这可能解释了为甚么很少有人考虑将这些《圣经》进行数码化。超过几百位译者，在当时中华地区非常艰难的工作条件下，在他们生命中的黄金时期，费尽脑力、心力，花了多年才完成这些圣经译本。这是他们的心血结晶。本数码化工程可看作是向这些圣经翻译者致敬，纪念他们对曾经服侍的羣体，以及现今通过各种数码媒体对世界所做出的独特贡献。
到本文发表时，「古中文圣经数码化」项目中的大多数译本，应该已完成全文本数位化并上传到数位圣经图书库，以便更广泛地传播。读者可以通过手机的圣经应用程序YouVersion和联合圣经公会合作伙伴的应用程序，读到这些数码化译本。
注
- 虽然《犹太教圣经》与没有次经的基督宗教《圣经》书卷数目相若，只是排列有所不同，但按定义，《犹太教圣经》必须是由犹太人或犹太教信徒翻译的。
- 一篇简洁的文章，谈论《圣经》的犹太教译本：Leonard J. Greenspoon, “Jewish Translations of the Bible”, The Jewish Study Bibl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页2005–2020。
- 见https://zh.wikipedia.org/wiki/古兰经，引述Hürriyet Daily News and Economic Review. 08–12–2010 [20 October 2015]。有可靠网上资料指出，至1993年，翻译《古兰经》的语言有114种，其中有47种语有完整的《古兰经》（http://www.africa.upenn.edu/Publications/Quran_Translated_13255.html）。《古兰经》的中译本就有20种之多，主要是国内出版的，目前最通行的译本是马坚教授主译的《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 孙宏开、胡增益、黄行编，《中国的语言》（商务出版社，2007）。
- 全国第一部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1993）只列出80多种语言。
- 网上版http://www.ethnologue.com: David M. Eberhard, Gary F. Simons, and Charles D. Fennig (eds.), Ethnologu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Twenty-second edition; Dallas, Texas: SIL International, 2019).
- “The diversity is predominantly stressed by probably most Western scholars, whereas the traditional, deeply ingrained Chinese standpoint is that the language spoken by the Han nationality creates a substantial unit.” Maria Kurpaska, Chinese Language(s): A Look through the Prism of the Great Dictionary of Modern Chinese Dialects, in Trends in Linguistics: Studies and Monographs 215 (Berlin: de Gruyter/Mouton, 2010), 页ix。
- 联合圣经公会数码圣经库（Digital Bible Library）是联合圣经公会（United Bible Societies）为了收集、确认和保护圣经文本和出版物等宝贵资料而开发的平台（https://thedigitalbiblelibrary.org/home/ ）。
- 伯格理（Samuel Pollard, 1864–1915）是英国循道公会传教士，被誉为英国最伟大传教士之一，有「苗族救星」之美誉。他由云南的昭通开始向苗族传福音，所传远至贵州安顺地区居住的苗人。他为苗族圣经翻译工作创建了新文字，被广泛使用。
- 原书收藏在荷兰莱顿（Leiden）大学图书馆。虽然书名页说明是包括《马太福音》和《约翰福音》，但内文只有《马太福音》部分。
- 即便像「中国方言保护」的介绍也没有提及这些方言圣经的语料证据。
- 蔡锦图着，《圣经在中国――附中文圣经历史目录》（道风，2018），页420–553。
- 特别参：Longsheng Gu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tonghua and Chinese Dialects,” Language Polic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页45–54 (edited by Minglang Zhou; Boston: Kluwer Academic, 2004)。
- 按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阅览部副主任徐锦华老师提供的资料，高龙鞶（A. M. Colombel）的《江南传教史》（周士良译；台北县新庄市：辅仁大学出版社，2009）第五部分中有许彬的讣告，并提及「（1884年卸任教区职务后），倪怀纶主教让他翻译福音书，他住进土山湾的住院（进行此项工作）（Mgr. Garnier l’employa à la traduction de la Concordance des Evangiles Pius il fuit mis en residence à Tou-sè-wè）」，也记载许氏去世于1889年。那麽这个圣经译本应成书于1884年之后，1889年之前。本计划承蒙上海图书馆提供王多默和许彬两份珍本的影像本使用和出版。
◎作者黄锡木博士为联合圣经公会全球翻译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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