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徐敏雄 2012.05.20
最近十二年国教的政策似乎已经逐渐底定，但也就是在这个时刻，一些老牌明星学校的师生纷纷跳出来抗议，他们担心高中社区化或普及化的结果，可能使台湾优质的高中教育失去生存空间，进而丧失国际竞争力。究竟十二年国教是「良策」还是「败笔」，本来就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讨论得完整，在此我也只能从「某个角度」发表我自己的观察，提供大家参考。
首先我想表达的是，国家在满足人民教育需求的公共政策上，应该扮演的是提供「全体国民」而非「少数菁英」教育需求的角色，至于这个「基本素养」到底应该有多丰厚，则要看该国的民族文化和财务状况而定。在强调人民共善的欧洲福利国家，这个「基本素养」的标准必然高过重至个人自由的美国。
换言之，政府该做的是规划便捷、平价的捷运让全体国民搭乘，而不是汇集大众纳税的钱去让少数人开名牌汽车。当然，如果一个国家的财政与文化愿意且有能力提供每一个人开名车，或许是全体国民都很开心的视情；否则，在资源有限、欲望无穷的情况下，就应该要把满足人民最基本、最重要的需求列为优先。这时候，如果还是有人不愿意搭乘大众交通运输体系，觉得它太挤、班次太少、不够方便，就应该自费购买私人名车，而非慷「全民」之慨。其实这个道理不单是在十二年国教的政策上适用，在高等教育或其他公共政策上也一并适用。
最近与几个私立大学老师聊天，他们纷纷提到自己学校的学生不但学习动机低落，上课的秩序混乱（睡觉、聊天、上网、讲手机、呛老师……），在这种环境下教书已经不是有没有「成就感」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尊严」的问题。表面上，这个现象是「学生端」的问题，但我认为这更是「教师端」和「公共政策端」的问题。因为国内少数「明星学校」和「顶尖大学」垄断了多数教育资源，剩下能分给所谓中、后段学校的经费真是微乎其微。但广大中、后段学校的老师其实更需要耐心、勇气和专业协助，去构思能引发学生学习兴趣的课程与教学，这些学校的学生未来毕业才是国家重要的「广大公民」。
昨天惊见新闻报导，两位高中生竟以秽物泼洒万华街友。我认为这件事情的发生，该反省的不单只有这两位学生或他们的师长，还包含每一个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国民。因为从某个角度来看，这两位高中生其实是「智育霸权」下的弱势者；或许他们有不同于「智育」的其他层面智慧（如艺术、人际关怀、体能、自然观察等），只因为当前台湾注重的是英文和数理能力，使得他们无法藉由进入明星高中或顶尖大学获取成就感，于是只好藉由欺负那些比他们「经济更弱势」的街友，稍微补偿一下在资源角力战下严重受伤的自尊心。
这么说并不是姑息两位当事人该负起的道德责任，而是更希望提醒读者们：我们不能逃避的道德责任。因为，生活在依靠政府科层体制管理（或照顾）的现代社会里，人们通常只有在自己的权益受损（或者应该说「严重受损」）的时候，才会去检视、反映管理制度或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反之，只要我们还过得下去，甚至只要那些「最弱势的人不是我」，多数人即使看到不公义的事情存在，也几乎都会选择沈默。
这么一来，我们就很容易落入「工具理性」所带来的「道德冷漠」困境中，认为影响教育资源分配和学生品德的是政府部门和教育工作者，又不是「我」；即使自己有朝一日也成为重要的政府官员或中学教师，也会以「自己是依法行政」、「又不是我害他们的」、「我没有违反专业伦理」等说词，来规避自己的道德责任。于是，身处不合理的法规制度下，没有人进行道德思考、判断与抉择。结果将很可能重蹈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纳粹党的覆辙：
「当起初他们（德国纳粹党）搜捕共产党员时，我噤声不语；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后来，他们囚禁社会民主主义者（左派份子）时，我沈默依旧；因为我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后来，他们搜捕工会份子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份子。然后，他们搜捕犹太人时，我仍旧不语；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最后，当他们来抓我时，已经没有人可以为我仗义直言了」（引自德国牧师Martin Niemoller）。
这个现象正如波兰籍犹太裔社会学家Z. Bauman所说的：德国纳粹党屠杀犹太人绝不是希特勒的「个人偏差行为」，更非专属犹太历史上的「偶发悲剧」，而是强调理性计算科学精神、专业伦理道德中立、社会管理效益取向的「现代社会」中，公共政策和科层体制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结果。想要翻转这种现代性的悲剧，方法无它，唯有在任何情况下每个人都无条件地勇于进行道德反思，并承担道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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