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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基督徒长期处在「坚持信仰价值」与「同理同志处境」这问题上的「两难」与「煎熬」，就连我自己也都曾有这样的挣扎。
「设身处地、同理他者」其实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情操，因此虽然我最终不能同意「为了同志需要对基督教伦理重新诠释」的观点，也不认为替「同性性行为」在信仰上「除罪」是真正的「怜悯」(请参福音派大师John Stott《当代神学对话》314页)，但我不会否定「同理同志处境」出发点的温暖与善良。
其实坚持圣经对「同性性行为」传统观点的基督教学者，并不是不了解当代精神医学、人文社会科学及已成显学的「性别研究」对「性别认同」与「同性性倾向」的最新研究成果；他们对圣经的严谨诠释，也不是批评者所暗示的只是粗糙的「字面解经」。
因此，使双方得出「不同结论」的根本原因，或许是出在「神学思考」的「立足点」不同。有些基督徒以敏锐、纤细的心灵，把目光专注于同志不同于异性恋者的面貌与需求，因此希望透过「重新诠释宗教经典」来解除「传统宗教信念带来的痛苦」。
信仰不是完全无视人的需要，但若把「人的需要」无限上纲，甚至只从「人的需要」去对原本「天启」的经典加以诠释，这种「释经方法」其实可以「让圣经说任何我们想说的话」。而这样的信仰，也成了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1804-1872)所说的「人按照他自己创造了上帝」(请参Paul Tillich《基督教思想史》，道风书社)。
台湾神学院老师庄信德(东南亚神学研究院神学博士)曾在他分享的〈约伯记灵修笔记〉里有一段话其实点出了这种「以人的需要出发」思考的问题，他说：「从人类困境出发尝试要求上帝给出解释，就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也就是尝试以国文的语法回答数学的题目」、「以约伯为中心的问题，要导入上帝中心的答案绝对不可能，除非，我们从一开始就认定上帝中心，才能沿此开展生命的意义」。
一如庄信德所说的，如果我们只专注于同志「性倾向」看似悲怆、无解的「苦境」，「以同志为中心的问题，要导入上帝中心的答案绝对不可能」。这样的思考逻辑，自然也看不出同志除了「凭感觉或性欲决定我是谁？」之外，其实仍可能一如「后同志」基督徒袁幼轩博士「学习顺服神而活」、靠着神的能力活出丰富的生命。而鼓励这样的抉择，并不是「一厢情愿的信念」或「缺乏同理因而带着残忍」。
二千年来基督教的核心信仰与伦理价值，其实并没有因为「科学」的发展而根本改变。因为科学「能」处理的自始不是「意义」与「价值」的问题；在攸关信仰与伦理的事上，科学并不能代替信仰做出最终的价值判断。
我还是要再次肯定「同理同志处境」的温暖与善良；只是人生许多看似无解的困局，真正的答案或许不在旁人的「同理心」或「对现状的合理化」，而在一切「价值、意义与力量」来源的神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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