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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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寒冷四月天与一个前共产国家人民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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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欢的波兰作家卡普钦斯基(Ryszard Kapuscinski),这样描述过圣彼得堡:

「圣彼得堡在许多小说、诗歌和传奇中都担任了一角,以至于不太像是一个真正的城市,反倒比较像创造出来的;而拜普希金、果戈理和杜斯妥也夫斯基的才华所赐,有时他们的主人翁对我们而言,反倒比我们刚刚在街上错身而过的人还来得真实。」(《帝国:俄罗斯五十年》p.311)

对我而言,在圣彼得堡的五天四夜,女主人 Elena 无疑是这个城市最真实的代表人物。

Elena 喜欢旅行,却出生于旅行不被允许的前苏联时期。年轻时从乡村来到圣彼得堡求学,至此爱上这个美丽的城市。Elena 的好客,实际展现在她对圣彼得堡的熟悉。无论是冬宫博物馆内的艺术品,座落大街小巷各种建筑形式,市中心内重要教堂历史的来龙去脉,每一座她叫得出来的建筑名称,每一条街道背后的故事,都能被她挖掘出来,用带着浓厚俄罗斯腔的英语,不厌其烦讲述给我们听。在那寒冷的四月天,随着 Elena 的快步,每隔几条街就会冒出一间杜斯妥也夫斯基曾租过的房子,也因着她专业级地陪的引导,我们走入了这城市的信仰之地。

东正教教堂内的信仰

(东正教教堂,迷走摄)


教堂是圣彼得堡重要的信仰文化与建筑指标。初抵圣彼得堡的那个下午,住处附近正好就有一间典型的东正教教堂。Elena 示意我们将外套帽子戴上后领我们入内,一走进,顿时被映入眼帘的场景给震慑住。会堂内不算大的空间,在周末接近下班,可以去放松甚至狂欢的时刻,挤得满满是人。身材矮小的我,在众多高大的人群里,只看得到前方人头错落有致,无法见到最前方神父,正如何举行崇拜仪式。

问 Elena 怎么连一张座椅也没有,才知道原来东正教的礼拜是不能坐的,只能站着或跪着。习惯了基督新教可以舒服坐着「享受」礼拜,不免疑惑这样长时间的崇拜怎能消受,但望向身旁的俄罗斯人,看到他们以专注的眼神,敬虔的身姿,透过一室耀眼辉煌的圣像与光亮的烛火,祈祷、默想、仰望三位一体的上帝,那一刻,满室都感受得到东正教崇拜承袭传统而来的浓厚氛围:庄重、顺服、敬畏,以此企图更接近他们心中那位永恒却又神秘遥远的上帝。

圣以撒大教堂内的无神信仰
(圣以撒大教堂,雨涟摄)


另一间造访的教堂,是着名的圣以撒大教堂(Saint Isaac's Cathedral)。圣以撒教堂是圣彼得堡最大的教堂,有着和罗马万神殿相当的圆拱形穹顶。十九世纪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希望圣彼得堡市能拥有一座能与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抗衡的大教堂,便下令建造这座教堂。历经四十年,这座教堂终于立在圣彼得堡市区最显眼的位置,象徵沙皇无上的王权与俄罗斯帝国的永恒不朽。 圣以撒教堂是 Elena 坚持带我们进去的,对她而言这是这座城市的骄傲,若没让我们亲眼目睹,是她这位东道主不容允许的疏失。但对当时的我们而言,踏进这座教堂更多的原因是为了躲避四月天几乎逼疯人的刺骨寒风。

走入偌大的教堂,清一色的观光客显得渺小。教堂内部的石墙和门柱,不乏华美的绘画艺术,许多圣经故事一目了然。角落的烛光,提供入内的观光客在此默想与祈祷。然而。我没有感受到进入东正教教堂内相同庄严的神圣感,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历史在此褪色的寂寥感。

(圣以撒大教堂内的艺术,迷走摄)


Elena 要我们看一个不起眼的布告海报,我才明白那强烈的寂寥感确实其来有自。那是一张公告无神论者聚会内容的海报,详细记下无神论者曾经在此聚集并公开演讲的轨迹。苏联时期,很多教堂曾被弃置或蓄意毁坏,被保留下来的多半在政治上有特殊原因,圣以撒教堂成为幸存的教堂之一,因为它被指定为重要的无神论博物馆。我们用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 Elena,但她的平静一如这只是像这座教堂如何被建造起来的故事当中的一部分,无需惊讶以待。
旅程结束后再读卡普钦斯基,一段文字正好精确描述了我在圣以撒大教堂内经历的惊诧感。

「矛盾的是,被维护的最好的东正教教堂,都是被布尔什维克党员将之改变成反宗教抗争中心的那些,……外国人在参观这样的一间博物馆后,有时候会表达惊讶和愤慨,一个用来崇敬上帝的神圣地方,竟然被改成对抗上帝的总部。可是他们那样感觉就错了!……某座教堂在对抗上帝上被指派了一个角色,换言之,就是被改成无神论博物馆,之后那裏就会雇用地方显贵的妻子,那么他们会为了自己的温暖而照料它,窗框装上玻璃,门会关好,小暖炉会点燃,里面也相当干净,墙壁时常粉刷,地板偶尔也会有人打扫。而那些没有得到对抗上帝安排的教堂命运则完全不同。」 (《帝国:俄罗斯五十年》p.189-190)

观看与看见

第一次踏上俄罗斯的土地,我观看了圣彼得堡的教堂,但不只是看到有形的教堂,还看见了存在教堂背后许多无形的力量与意义。它们矗立座落市区,是特殊的城市地景,更是一道历史轨迹,见证着这个国家向来交织并存的荣耀与荒谬,以及置身其中人民的信仰状态。在圣以撒大教堂,我观看古典建筑的富丽堂皇,更看见共产时期反抗上帝的疯狂势力;在东正教教堂,我观看圣像圣物的华美繁复,却也看见脱离共产主义后,俄罗斯人民对上帝的渴望至今没有止息。

出于好奇,在圣以撒教堂内,我问了年轻时曾热心致力于马列思想改革社会的 Elena,如何看待共产主义替俄罗斯带来的这场历史性浩劫。Elena 坦承她没有答案。她说,马列主义如众多历史性的革命,初衷无非希望建造一个没有阶级更加平等的社会,但亦如许多革命,握有权位的独裁者滥用权柄,将自身的利益看得过于人民的福祉,再好的制度或社会终将因着人的罪恶跟着变质,违背最初改革的理想。

共产主义瓦解多年,如今俄罗斯社会显着自由开放,但犯罪率及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也接踵而来。她忆起童年虽然贫穷,人们总是互相帮助,日子虽苦,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浓厚且自然的。她感慨她的祖父历经多次大战存活下来,好不容易可以在一个看似安定的环境中,开始新的生活,却在一场意外,被小偷行刺而过世。

即便 Elena 曾参与共产主义推动无神论思想,但她同时醉心于这座城市的教堂,推崇教堂内传达圣经故事的各样艺术,并以此为傲。凡此种种,我感受得到这位可爱陌生人的心灵,其实渴望一种真实的终极超越,超越历史的苦难,超越国家的动荡,超越人间的错误。

杨腓力在第一次踏上俄罗斯的土地后这样写到: 「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在任何人身上见过像这些俄国人那样,对上帝如饥似渴的追求。」(《克林姆林宫的钟声》p.161)在寒冷四月天与一个前共产国家人民相遇,我也体会到这句话的真实,即使是看似离上帝最遥远的地方,也渴望在动荡不安的历史变迁中,回归信仰的安定力量。

(街角一隅远眺圣以撒大教堂,迷走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