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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我非常想成为一位「公共知识分子」，因为我感兴趣的问题都与人类、社会、意识形态和国家的未来有关，这些都是知识分子所关注的议题。如果我找到了一些答案，希望能对世界有所贡献，自然就会想成为一位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公知」。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自己有了更多的了解，才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局限性。要深入理解当代人类的处境，首先需要广泛、跨领域的阅读，而我明白自己并没有这样的能力。我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表达我的一些感悟，因为对于世间万物，我了解的不过是皮毛而已。
想到这里，我不免有些遗憾。既然不能成为「公知」，就无法与那些我所欣赏的博览群书的知识分子交往。我和他们可能有相同的理想和看待世界的视角，但我们毕竟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他们通晓古今中外的名着，而我只是勉强听过他们提到的着作，从未亲自阅读过。我想与他们深入交谈，但他们只会对我说，「你要不要考虑读我们学校的博士？」
放弃成为公知的梦想后，我很快就有了新的志向：成为一位「公共神学家」（public theologian）。这个概念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而是美国的几位神学教授（包括三一神学院的凯文•范霍泽［Kevin Vanhoozer］）提出的。他们认为，牧师应该同时也是公共神学家，在公共领域（而不仅是学术领域）进行神学反思。本来就想要影响公共领域的我，自然对牧师有这样的定位感到认同。但问题是，除了像提摩太•凯勒这样能影响社会精英的牧师，有多少传道人能够得到公众的青睐？我最多只能受一些基督徒教授邀请到大学里讲课，要影响公共领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过去几年，台湾确实有一些大型教会的牧者影响了公共领域，甚至还影响了全国公投的结果。但我很难将他们视为公共神学家，他们更像是「基督徒行动家」。他们的行动有什么神学基础？口号虽多（如「攻占七个山头」），但神学论述却很少。九年前我回到台湾时，听到他们在国是论坛上提出的方向时，我真的很吃惊。在连公共神学是什么都不清楚的情况下，就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改变社会，这怎么那么像当年的十字军东征？即便成功了，所带来的破坏也会造成长期的影响！
近几年，美国和台湾有不少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基督徒行动家，他们甚至能够决定美国总统的当选并且修改宪法。但这同时也带来了社会的严重对立，教会积累了上百年的社会好感也几乎耗尽了，在美国，传道人的信誉也跌落到了和律师、政客差不多的水平。根本的原因很简单：教会可以通过人海战术影响政治，但缺少能影响人思想的公共神学家，普通社会人士只会将基督徒视为一群被洗脑的极端分子。
想到这里，我就更觉得成为公共神学家应该是每一位受过高等教育、喜爱思考的传道人的志向。但这又谈何容易？至少我难以做到，我还是有这样的自知之明。那怎么办？可能我只能祈祷，求神在年轻的一代中兴起一群有学识、有思想、能与社会知识精英沟通的基督徒。那有什么具体可以做的事情吗？当然有，就是有意识地培养这样的人才。台湾的神学院有这个资源，就看它们是否有这个异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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